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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塔

阅读:10  时间:2017-11-13



北塔,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专治诗歌、评论与翻译。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公益文化项目学术顾问、香港汉英双语《当代诗坛》杂志副主编、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曾参与“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曾受邀赴美国、蒙古、韩国、荷兰、马其顿等10余国参加研讨、采风、朗诵和讲座等各类文学活动,曾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出访墨西哥、匈牙利、台湾、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并参加诗会。有诗作曾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曾获《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创作奖、匈牙利世界诗人大会组织奖、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奖等诸多奖项。

  已出版著译30余种,主要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中英文对照)、《石头里的琼浆》、《双铧犁》(与仕宏合著)和《双弹簧》(与野宾合著)等,学术专著《一个诗人的考辩——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吴宓传》、《戴望舒传》等,英译中《哈姆雷特》、《八堂课》(诺奖得主库切的长篇小说)、《米沃什词典》(诺奖得主米沃什的自传,与西川合译)、《泰戈尔诗选》和《菊与刀》等,中译英著作有《卞之琳短诗选》(与卞之琳合译)、英文版“年度世界诗选”(参编参译)和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主编主译)等。



  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

  一

  写了这么多年诗,写了这么多诗;很多朋友说,我早该出个集子了。前辈、朋辈甚至晚辈都时不时寄来诗集,仿佛都在质问我不知礼尚往来的古义。

  出集子的好处莫过于“瞻前顾后”,或者说得堂皇些“继往开来”。我自认是个善于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人。我有意将自己分裂成若干部分,分配以不同的角色,且使这些角色分布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让它们相互审视、质询乃至訇骂。在选篇过程中,我重新阅读了许多新旧作品;深感新我与旧我的差异及对抗。新我在意图否定旧我时,仍然抛不开怀恋的心理痼疾,有时反而愈加珍视起来。

  一个人身上的新旧关系跟整个时间中的新旧关系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对应的,因为历史取决于个人对历史的态度。我知道,我身上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历史。它们既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既是人性的,也是文学的。我不想否认传统的好处,正如我不想否认传统对我们的约束与腐蚀。我始终对经典怀有尊敬和热情,尽管我出于“喜新厌旧”的本性再加上“好奇”的习惯,不自量力地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策略,意欲杀回马枪;我的确还是个莽汉,有足够的野心和信心,要去融化、吸纳并超越昨天。

  超越的压力(包括超越的价值)来自超越的艰难。创作价值的多寡取决于作品对传统超越程度的高低,而超越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对传统把握的大小和深浅。昨日何其漫长,今日何其短暂;个人何其渺小,人类何其广大;今日对昨日的包容、个人对人类的内化,都需要长久不懈的努力。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所谓的或真正的学术大师,都还做得远远不够。我对那些书都还没读几本就奢谈反传统的浅薄无知之徒深恶痛疾、不屑一顾。他们没有资格和能力反传统,也就没有资格来跟敬重传统的我辈论短长;因为这帮狂妄的懦夫,出于嫉妒这一根深蒂固的心病,不以自己的“不及”为耻,反去攻击别人的“过”(其实这是他们蓄意设置并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在对几千年传统的知解上,有人真正称得上“过”了呢?)。

  我深信,几千吨知识不如一克智慧。“生而知之”者再愚笨也是聪明的,“学而知之”者再聪明也是愚笨的。但我从来不敢轻视、也不会害怕知识,我从来不回避来自外界他者的影响。

  “文章”的“文”跟“水文”、“天文”、“人文”的“文”是同质同构的。我所向往的诗歌总体是“大海”、“大地”乃至“宇宙”的一个对应。那些对“高”、“上”、“大”、“远”、“深”、“全”心怀疑惧的人,不管是狂士还是衰人,都是对自身主体力量不信任的人。是啊,除了那来自我们自身内部的主体力量,我们还能依赖别的什么?凡是我们所依赖的东西都在削弱我们,或使我们面目全非,或使我们武功尽废。只有不断培植、加强主体力量一条路,我们才能凛然地去对付、去击垮、去凯旋。“读书破万卷”的句眼在一“破”字。是有很多读书人的头脑,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只是“别人的思想和文字的战场”,自己往往被夹在各种矛盾关系中,无所适从,既没有胆略选择,也没有胆识决定。当然,更重要的前提是万卷在胸,否则免谈。

  二

  个体所承担的时间有三个维度,即自然的、历史的和个人的。自然时间是不可测度的;而历史时间是固定在钟表指针上的;个人时间则是一种心理体验和自我暗示,相当相对,伸缩性强。时间是两面神,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现在只是一瞬,可以忽略不计;两面神的另一象征意义是:时间既是共时,也是历时;共时指我们在时间的一点上体验时间的永恒,历时则指在永恒中体验时间的某一个点。我现在想强调的是共时性概念,它使我们把从古到今的整个人类文明,不分东西南北,全部纳入到当前的视野中,并与“此时此地”的遭遇焊接。体验是个人的,永恒是自然的,而一分一秒的累积构成则构成历史。所以我在《仙栖洞》一诗中说:“老态龙钟的时间流出一滴!/ 哪怕只是一秒钟的静止/ 也是永恒!”

  存在的依据除了时间还有更强的么?生命只是时间意义上的绵延。我们总是在时间的规定中企图突破时间;总是在历史中寻找定位和价值,而对历史背后的日益虚无化的背景却视而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就这样,历史是张面具,我们躲藏在历史之中,暗自努力——终其一生地劳作。当面具被揭开,我们已成了骷髅——时间的牺牲品;所以我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中说:“在时间里获得的,必将在时间里/ 失去。”时间在成全我们的同时也在毁灭我们,所谓的宇宙精神就这样体现在一种孩童式的游戏之中。而历史是个筛子,被它筛掉的何止是生命和诗歌?!

  写作的抱负和局限往往是对历史的还原。是的,历史已经被遮蔽、篡改、误传得太多太久,我们的还原工作诚然难能可贵,但谁能说还原不是另一种虚构、另一种神化甚至幻想——尤其是以创作的名义?诗歌对历史的还原其实只是对历史的体验,即在历史的场景和细节中体验自然时间可能的存在。历史性想象是一种多么孱弱而微小的想象,它使诗歌往前只走了一步,就跌入了时间的深渊。而许多诗歌的成败就在这历史性想象的一刹那;这样的想象居然左右着诗歌写作的效果,难道不可悲吗?从《潘家园》、《盛泽旧影》、《明府花园》、《哀江南》等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历史还原的努力,也可以看到我对历史还原的警惕,这种警惕来自我对历史及其价值本身的质疑:“走进历史,我们不能再/ 掩饰,否则将全都被蒙蔽。”(《潘家园》)。

  历史性想象是历史理性的一个变种,而历史理性使人类的想象永远处于历史的延伸之中;要知道,历史的延伸似乎永远不会有穷尽的边缘。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就这样被强调、被高估、被固定。诗歌自由飞翔的翅膀就这样一再被折断在历史的横断山脉,或摔入历史的深不见底的断层,为历史付出无谓的代价,到头来还要为历史的审判出庭做证,为历史的编纂充当注脚。这是诗歌的耻辱,但诗歌似乎注定要背负耻辱才感到前行的内驱力。

  我确实绝望于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是在时间中的挣扎。然而诗歌要我在绝望中继续努力,选择诗歌就是选择这种宿命。诗歌之所以有光芒,这种光芒之所以照耀诗人;是因为诗人,只有诗人还认为存在着超越历史时间的可能性。所以我在《潘家园》的结尾处不无夸张地说:“在时间里/ 失去的,必将在时间里收回。”

  秒、分、时、日、月、年、世纪、千年,都只是一层层包裹着存在的皮,我的诗歌写作就是剥皮运动。最后会剩下什么一?诗歌么?不,是诗歌要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诗歌的力量。诗歌写作就是对诗歌力量的体验——也是承受,因为这种力量可能是毁灭性的。

  所谓艺术冲动,就是以精神为圭皋,摆脱物质的重重封锁和困扰。诗歌是最具精神性的,从而也是最有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一种让人产生皈依冲动的准宗教信仰。

  三

  我的诗歌写作起步于浪漫主义,那是在中学时代。即使在那时,我也已经接触到了象征主义,并很快就移情别恋。上了大学后,曾大学艾略特,对浪漫主义避之惟恐不及。然而我知道,我骨子里依然存在着浪漫主义的元素。今天,我已经不避讳,因为我没必要像近一个世纪前的艾略特那样为了创立自己的诗歌原则,去矫枉过正,通过屠戮浪漫主义来为现代主义张目、祭旗。

  如果说诗歌史确有现代与传统之分的话,那么浪漫主义是最后的传统。在对待浪漫主义传统的态度和做法上,我更倾向于波德莱尔、里尔克和叶芝,他们没有像艾略特那样不遗余力地驱逐浪漫主义,而是让它留在自己的现代面具的背后。

  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分野是主智优先还是主情优先。现代诗写作主要靠的是头脑,而不是心灵。这既指在诗中表达智慧,又指智慧地去表达,否则就只是概念化的,表达与表达方式相脱离的“哲理诗”(我的那些札记体短诗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这种后遗症,如《夏日札记》、《雪夜之旅》、《夜》、《秋夜杂感》、《油灯》等)。

  然而,我要求自己诗歌中的智性因素都在浓烈的情感中浸泡过。我甚至要求我所驱谴的每一种景观、每一个意象都饱含情感。我始终认为,诗歌意欲去影响读者,只去说服是不行的,还得去感染;让他们手舞足蹈地去思索,而不是枯坐在板凳上沉思。

  诗歌写作有两种法门。一是以心索物,二是因物感心。前者指我们的思想和情绪经过足够的郁积要爆发时,会到处寻求可以作为依托或喻体的物象,从而让物象暗示性地画出我们的所思所感。后者是指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某样东西、碰到某件事情时,心有所动,或睹物思人,或触景生情;然后通过对那样东西的描写或那件事情的描述,来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感。目的和结果何其相似乃尔,然而方式和路径截然不同。前者是在诗人处于被激情荡漾不已时所采取的方式,那时可能灵感接踵而至,而理性则鞭长莫及。激情是一团超强的黏合剂,或是一块超强的吸铁石。它一旦发威,会将远近各类事物吸引过来、粘合起来。这是一股神奇而伟大的力量,如同飓风与海潮,会席卷、推动它所遇到的一切。

  随着年齿、经验与阅历的增长,理性、控制与技术的加强,激情或自然消退,或因受到压抑钳制太厉害而被迫隐伏。这时,我们的心再也不能稳坐中军帐——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当内心的激情力量不足以将外物吸引或掳掠过来时,我们只有走向外物,通过外物的刺激,来震荡出自己的诗情。我们不得不舍内而求外再转诸内;当然这样的内外勾结毕竟还是双向交流的,所以还能产生好诗。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诗歌已经“现代”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诗歌作为人类文明的皇冠上的明珠,必然要起始于文明的最高点,否则它的价值和效果将大打折扣,诗人的努力将白费,才华将被浪费。许多有才华的诗人因为视野局限而只能写点让乡愿小人点头赞誉的民间小曲,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诗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即在全球化视野中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和操作程式。

  这种由内向外的转变是我在读诗学研究生时发生的。那时我读了许多理论书籍,刻意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理性态度,而且有意压制自己的激情的喷涌,甚至有时连灵感来了,也没有马上表示欢迎。为了刀背的厚度,为了日后砍削起来、穿刺起来更加强劲、凶猛,我不惜暂时藏起刀锋。

  从写作方式来说,我感到自己慢慢地正在进入中年。我万分留恋那永远不复返的青春激情——尽管我知道,它在局部意义上还存在,有时还穿戴着另一副行头回来。“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谁不向往那种有如神助的境界呢?

  从柏拉图的“神灵附体”论到杜甫的“下笔如有神”,说的都是诗歌与神秘体验的关系。我现在兼事散文写作,这使我对这种关系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我觉得,想清楚的东西,我会用散文表达;而想不清楚的东西,则我会求助于诗歌。

  我珍视形而上的冲动、想象和诉求。过去我写过许多形而上的东西,处理的是永恒的主题,擒拿的是通用的意象,拣选的是净化了的措辞。总之,一切都不在此处,而在别处;当然在思想感受上也不乏独特,在语词组合上也不乏独创。但最近几年来,我越来越看重诗歌对现实的发言,对生活的处置、对世事人生的干预意识和表现能力;当然,我考虑更多的是求变。《新王府井断想》、《蓝靛厂市场》和《回南湖渠的路》等都是这一转变的产物。

  当然,我不可能只停留于对现实的描摹,正如我不可能满足于生活本身。形而上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维度。“王府井大街上面的眼睛”就是这样一个超越性的意象。

  四

  熟悉西方文化的读者会看到我诗歌中的西方因素,熟悉中国古典传统的读者会看到中国传统因素;也许可笑而可悲的是,两者都熟悉的读者会断言我的诗歌的独创性成分还不够多,就像他们断言杜甫的《秋兴八首》、艾略特的《荒原》和钱锺书的《管锥编》没有原创性一样——好在——可惜,我们身边兼通中西的人还太少;更加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两者都陌生的读者会以为我诗歌中的独创性成分太多。

  庞德说一个诗人最好在十七岁之前就熟练掌握所有的诗歌技巧。我虽然没有那么早熟,但也最多晚了五年左右。有技在手,我当然不会错过使用它们的机会;但我绝对不是一个技巧主义者,不是自封的炼金术士。我的口号是“灵魂至上”。我向来对那些没有血肉的技巧不敢苟同,对灵魂甘于被修辞淹没、压瘪、打折的堕落行径嗤之以鼻。

  感谢近在杭州的师兄江弱水先生,他把我原来的书名《正在生锈的时针》改成了更为妥帖的今名,还帮我选定了其中的一些篇目;感谢远在美国的诗歌兄弟肯·帕森先生,他帮我校改了一些英文;最要感谢的是挚友刘燕小姐,她帮我选定了大部分篇目,在文本和出版方面也提出了非常珍贵而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正是她无私而全面的帮助,使本书得以面世。让我借此机会,真诚祝愿她的事业蒸蒸日上。